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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5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三。

但即使是如此，也不能说朱熹建立了另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系统。自孔孟以来，都讲德性之学，但是像张载这样，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明确地区分开来，确定其各自的位置，在中国哲学中还是第一次。

天生百物的思想当然包括天生人，亦即人生于天这样的思想，也包括人性来源于天这样的思想，而且具有价值意义。这里显然有情感的问题。他同时又注意到理性思维的作用，提出必开心意的主张。无知之情可能是盲目的，有知之情则是自觉的，因此，说到底，知只是情之自觉，离开道德情感，所谓德性之知就什么也不是了。[46]《孟子·梁惠王上卷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八。

那么，知之未尽或未尽之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德性上有缺陷呢？当然不是。如果说，董仲舒主要是继承了荀子将知性与情性相分离的思想，以阴阳论性情而以心论知。王阳明进而将乐说成心之本体，与良知合而为一。

它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方式，表达了人生理想，同时又有强烈的社会关怀，是一种天人合一之乐。[67] 就是说，由学而进到乐的体验，学问之事就算完成了。乐是心灵自身之事，心灵净洁，虽贫贱亦能乐，心灵不净洁，虽富贵亦不能乐。人的自然情感只有经过社会化之后才能成为合理的情感，也只有经过社会道德文化（礼乐文化）的熏陶和教育，才能得以实现。

在一般人看来，握有最高权力而富有天下，是最大的快乐，但在孟子看来，君子有比这更宝贵更有价值之乐，所以，在君子的三乐之中，王天下根本排不上位置。这同周敦颐的诚、神、几、理、性、命之学是有关的，也同他的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[36]之学是一致的，实际上就是讲天人合一境界的。

有人说王畿更有禅味，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无道理，因为禅宗特别是后期禅宗，就是以平常心为道的，亦即肯定七情六欲的。但他认为，情感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导，最终可能殊流而异归，与性不能相合。由于程颢作为理学家，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解释仁，因此，仁不再限于人伦关系，而是变成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，不仅具有宇宙关怀的道德意义，同时也有美学意义和宗教意义。这样一来，情感需要及其体验实际上变成社会化的过程，用所谓乐教（或诗教）陶冶人的性情，使本来的自然情感获得社会内容，变成社会情感。

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乐的关键是主客、内外的合一，才见得万物非万物，我非我，浑然一体，此身在天地间，无少欠缺，何乐如之。按照一般人的理解，理学家都是道德君子，为什么要吟风弄月？这是很值得玩味的。[58] 所谓浸润着光精就是没有任何牵累，没有任何拖带，在本心明德中浸润，自然能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享受到天人合一之乐。

诚和仁一样，是最高的德性，也是内在的充实的美，诚而后能乐，说明审美意识同道德意识是合一的，道德直觉同审美体验是合一的。他认为，道德人格是实现乐的体验的真正主体，离开德性主体的自我感受、自我体验，便无所谓乐。

他作诗说：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方日已红。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尔。

孟子也很重视后天教育，但由于他持一种先天的道德人性学说，因此将人的快乐归结为主体自身的自我体验，强调主体自身的自我充实及其发扬光大，人生体验的根据是主体自身，后天教育只是起培植、养育的作用。他是一个理智主义者，强调心智即理智对于情感的调节、控制作用，他所谓以理节情才是实现人生乐趣的前提。如果要学曾点之乐，而不就事上学，只要使如点样快活，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[55]。[19] 礼、乐的作用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，不仅能够决定人的社会地位，而且统辖于人心，变成自觉的认识与价值观念，指导人的日常生活，由此而获得人生的乐趣。[26] 这是荀子天人相分说的重要方面。简而言之，礼主分，乐主合。

故虽为守门，欲不可去，性之具也。这个思想，与理学家特别是心学派的体验之学确有区别，他真正提出了审美中的主客关系问题，并以二者的统一为美学原则。

天地之化，本来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身，体天地之化就是从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去体验，不是在万物中去体认，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决不是以万物为对象而观之，而是物我一体而观之，关键是体会生意，而生意莫过于心中之仁。以乐导之，当然不是取消人的情感需要，但是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，遵守社会的规范。

即使是守门人，虽不可无，却又不可得。进入这种境界，就能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处处都合于天道，处处都是自由的，因此也就无往而不乐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三乐之中，王天下不与存焉[15]。因为只有心中无忧无虑，没有任何计较安排，才能心安，心安就能理得，就能乐。[61]《传习录下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三。第二乐是指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即光明磊落，心无愧疚，实现了自我价值，是一种人格之乐。

既能体之而乐，亦不患不能守也。因此说，只此便是天地之化，我自己的生命活动就体现了天地之化，而不是在人的生命活动之外另有一个天地之化，要人去体。

他在《养鱼记》中表达了这种思想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，从道德人格的角度提出人生之乐，与孟子的与民同乐是一脉相承的，但还没有提出本体境界的问题。

[44]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二上。王夫之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，明确提出情景合一的美学观，与明清之际的诗论有一致之处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潮。

[5]不惑不只是认识上、知识上不惑，而且不为各种利禄、名誉所引诱，是人格上的不惑。[68] 人心本来是自乐的，自乐之心也就是良知，故能消除私欲而恢复本来的乐，但为什么又要学呢？因为人心难免有私欲，学就是除去私欲。不忧则是心地坦然，无忧无虑，这就是乐。情然而心为之择，谓之虑。

如果说，乐是审美境界，那么，它是不能离开仁与诚的，与其说是审美境界，倒不如说是整个人生意义的整体体验。礼乐之统，管乎人心矣。

王夫之可说是从真正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入手，解决美感体验与审美价值的问题。他们把道德直觉同审美体验合而为一，把善和美合而为一，由此说明整个的人生意义及其体验，这种体验从根本上说是道德型的，但其中又有审美意义，这是儒家德性文化的一个明显特点。

音乐教化实际上是以音乐的形式进行道的教化。儒家的理想圣人，都是有忧患的，儒家所追求的圣人境界，是有忧患意识的。